編者按《千年變局與民國律師》一書由作者程騫撰寫，《時英出版社》出版發行。書中描述在1949年前的民國，是中國引進現代法律制度的重要時代，當時的律師為建立現代法治社會積極奔走，與整體大時代下政治、社會變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何必做律師，律師不是等於以前的訟師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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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的鴉片戰爭打開了帝制中國的大門。隨著西方商品、文化和政治力量的湧入，中國開啟了它的現代化進程。主持晚清洋務數十年的名臣李鴻章謂之為「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從被動到主動，從器物、制度到思想，中國上上下下進行著激烈的變革。這一變革，從晚清一直延續到民國。在這個過程中，作為舶來品的「律師」也隨著東漸的西風在中國播下種子、生根發芽、茁壯成長，到民國已經成為近代中國社會中的一個重要階層。在野法曹參與變革法者，國之重器。無論是國家權力的建構還是市場經濟的運行，無論是社會倫理的規範還是個人行為的指引，法律在國家、社會與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發揮作用。中國的現代化，也是中國法律制度的現代化。近代中國變局的一個重要層面，便是延續數千年的中華法系的死亡與西方現代法律制度與思想的移植。如此，作為「在野法曹」的律師群體也得以透過「法律」參與中國的變革。從清末的立憲到民國的約法，從巴黎和會的交涉到治外法權的廢除，從抗日愛國到施行憲政，從工人組織到女權運動，從司法獨立到表達自由，均可見律師在其中參與、推動甚或領導的身影。律師的歷史本身也構成了我們了解民國乃至整個中國近代史的一扇視窗。雖然中國自古以來便有襄助詞訟、代寫訴狀的「訟師」，但由於中西法律體系之間的根本差異，訟師與根植於西方法律傳統的律師並不可同日而語。對於二者的區別，民國大總統袁世凱與領有民國第一號律師證書的曹汝霖之間曾有一次有趣的對話。民國初年，袁世凱想勸曹汝霖放棄律務，入閣為官，便問曹曰：「何必做律師，律師不是等於以前的訟師嗎？」曹汝霖答道：「律師與訟師，絕對不同，律師根據法律，保障人權，訟師則歪曲事實，於中取利。」這一問一答間，頗能體現律師制度初立時國人對於律師的誤解，以及法律人對於律師價值的維護。律師登上中國歷史舞台的起點可以追溯到清末。當時，清廷無人熟習現代國際法律，只能依賴外國律師處理外交事務。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任對外全權使節便是由美國律師蒲安臣擔任。在他的主持下，中國和美國簽訂了相對平等的《蒲安臣條約》（也即《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約》）。隨著不平等條約對於領事裁判權的確認，在通商口岸也逐漸出現外國律師代表華洋當事人處理糾紛。由於對外國律師操持國務懷有疑懼，在接受西方法律教育的華人逐漸受到清廷的重視。在這一背景下，畢業於英國林肯律師會館、獲大律師資格的伍廷芳被延攬入李鴻章幕府，後在清廷歷任要職。伍廷芳為律師制度的引入做出了卓越的貢獻。1905年，時任修訂法律大臣的伍廷芳會同沈家本奏請設立法律學堂。伍、沈奏摺開宗明義地指出了專業法律人的重要意義：「深慮新律既定，各省未豫儲用律之才，則徒法不能自行，終屬無補。當此各國交通，情勢萬變。外人足跡遍於行省。民教齟齬，方其起釁之始，多因地方官不諳外國法律，以致辦理失宜，醞釀成要案……一切新政，如路、礦、商標、稅務等事，辦法稍歧，詰難立至，無一不賴有法律以維持之。然則彌無形之患，伸自主之權，利害所關，匪細故也。」接著，他們建議在京師專設法律學堂，教授法律原理、大清律例以及各國憲、刑、民、商諸法。並設速成科，習刑律、訴訟、裁判等法。派留學生修習法律1906年，伍廷芳再次上奏，力陳引進律師制度之必要：「按律師一名代言人，日本謂之辯護士。蓋人因訟對簿公堂，惶悚之下，言詞每多失措，故用律師代理一切質問、對詰、複問各事宜。各國俱以法律學堂畢業者，給予文憑，充補是職。若遇重大案件，則由國家撥於律師，貧民或由救助會派律師代伸權利，不取報酬，補助於公私之交，實非淺鮮。中國近來通商各埠，已准外國律師辯案，甚至公署間亦引諸顧問之列。夫以華人訟案，借外人辯護，已覺扞格不通，即使遇有交涉事件，請其伸訴，亦斷無助他人而抑同類之理，且領事治外之權因之更行滋蔓，後患何堪設想。擬請嗣後凡各省法律學堂，俱培養律師人才，擇其節操端嚴，法學淵深額定律師若干員，卒業後考驗合格，給予文憑。然後分撥各省以備辦案之用。總之國家多一公正之律師，即異日多一習練之承審官也。」在伍廷芳等人的推動之下，清廷開辦法政學堂，派遣留學生修習法律，設立法政科舉人、法政科進士，為中國本土律師群體打下了最早的基礎。然而，律師制度的正式建立，卻要等到民國紀元之後。（待續）(旺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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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的鴉片戰爭打開了帝制中國的大門。隨著西方商品、文化和政治力量的湧入，中國開啟了它的現代化進程。主持晚清洋務數十年的名臣李鴻章謂之為「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從被動到主動，從器物、制度到思想，中國上上下下進行著激烈的變革。這一變革，從晚清一直延續到民國。在這個過程中，作為舶來品的「律師」也隨著東漸的西風在中國播下種子、生根發芽、茁壯成長，到民國已經成為近代中國社會中的一個重要階層。在野法曹參與變革法者，國之重器。無論是國家權力的建構還是市場經濟的運行，無論是社會倫理的規範還是個人行為的指引，法律在國家、社會與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發揮作用。中國的現代化，也是中國法律制度的現代化。近代中國變局的一個重要層面，便是延續數千年的中華法系的死亡與西方現代法律制度與思想的移植。如此，作為「在野法曹」的律師群體也得以透過「法律」參與中國的變革。從清末的立憲到民國的約法，從巴黎和會的交涉到治外法權的廢除，從抗日愛國到施行憲政，從工人組織到女權運動，從司法獨立到表達自由，均可見律師在其中參與、推動甚或領導的身影。律師的歷史本身也構成了我們了解民國乃至整個中國近代史的一扇視窗。雖然中國自古以來便有襄助詞訟、代寫訴狀的「訟師」，但由於中西法律體系之間的根本差異，訟師與根植於西方法律傳統的律師並不可同日而語。對於二者的區別，民國大總統袁世凱與領有民國第一號律師證書的曹汝霖之間曾有一次有趣的對話。民國初年，袁世凱想勸曹汝霖放棄律務，入閣為官，便問曹曰：「何必做律師，律師不是等於以前的訟師嗎？」曹汝霖答道：「律師與訟師，絕對不同，律師根據法律，保障人權，訟師則歪曲事實，於中取利。」這一問一答間，頗能體現律師制度初立時國人對於律師的誤解，以及法律人對於律師價值的維護。律師登上中國歷史舞台的起點可以追溯到清末。當時，清廷無人熟習現代國際法律，只能依賴外國律師處理外交事務。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任對外全權使節便是由美國律師蒲安臣擔任。在他的主持下，中國和美國簽訂了相對平等的《蒲安臣條約》（也即《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約》）。隨著不平等條約對於領事裁判權的確認，在通商口岸也逐漸出現外國律師代表華洋當事人處理糾紛。由於對外國律師操持國務懷有疑懼，在接受西方法律教育的華人逐漸受到清廷的重視。在這一背景下，畢業於英國林肯律師會館、獲大律師資格的伍廷芳被延攬入李鴻章幕府，後在清廷歷任要職。伍廷芳為律師制度的引入做出了卓越的貢獻。1905年，時任修訂法律大臣的伍廷芳會同沈家本奏請設立法律學堂。伍、沈奏摺開宗明義地指出了專業法律人的重要意義：「深慮新律既定，各省未豫儲用律之才，則徒法不能自行，終屬無補。當此各國交通，情勢萬變。外人足跡遍於行省。民教齟齬，方其起釁之始，多因地方官不諳外國法律，以致辦理失宜，醞釀成要案……一切新政，如路、礦、商標、稅務等事，辦法稍歧，詰難立至，無一不賴有法律以維持之。然則彌無形之患，伸自主之權，利害所關，匪細故也。」接著，他們建議在京師專設法律學堂，教授法律原理、大清律例以及各國憲、刑、民、商諸法。並設速成科，習刑律、訴訟、裁判等法。派留學生修習法律1906年，伍廷芳再次上奏，力陳引進律師制度之必要：「按律師一名代言人，日本謂之辯護士。蓋人因訟對簿公堂，惶悚之下，言詞每多失措，故用律師代理一切質問、對詰、複問各事宜。各國俱以法律學堂畢業者，給予文憑，充補是職。若遇重大案件，則由國家撥於律師，貧民或由救助會派律師代伸權利，不取報酬，補助於公私之交，實非淺鮮。中國近來通商各埠，已准外國律師辯案，甚至公署間亦引諸顧問之列。夫以華人訟案，借外人辯護，已覺扞格不通，即使遇有交涉事件，請其伸訴，亦斷無助他人而抑同類之理，且領事治外之權因之更行滋蔓，後患何堪設想。擬請嗣後凡各省法律學堂，俱培養律師人才，擇其節操端嚴，法學淵深額定律師若干員，卒業後考驗合格，給予文憑。然後分撥各省以備辦案之用。總之國家多一公正之律師，即異日多一習練之承審官也。」在伍廷芳等人的推動之下，清廷開辦法政學堂，派遣留學生修習法律，設立法政科舉人、法政科進士，為中國本土律師群體打下了最早的基礎。然而，律師制度的正式建立，卻要等到民國紀元之後。（待續）(旺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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